編者按：
為扎實推進第十四屆中國藝術節相關文藝評論工作，有效發揮文藝評論在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與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聯合組織開展系列文藝評論活動。
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觀民族舞劇《醒·獅》
文/邱柏蕙
“醒獅醒國魂，擊鼓振精神。中華當崛起，日月共乾坤。”2025年10月25至26日，由中共廣州市委宣傳部、廣州市文化廣電旅游局、廣州市文化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廣州歌舞劇院有限公司創作演出的民族舞劇《醒·獅》亮相重慶大劇院，參加第十四屆中國藝術節展演并競逐第十八屆文華獎。
舞劇《醒·獅》分為“起序”“探青”“醉睡”“入陣”“發威”“醒獅”六幕戲，以時間的發展為脈絡，依次呈現了龍少與阿醒在鬧市切磋武藝、結下梁子（起序）；龍少之妹鳳兒與阿醒在月夜相逢、情愫暗生（探青）；龍少染上鴉片被鳳兒撞見，卻執迷不悟（醉睡）；阿醒在武學中悟得真諦，放棄獅王爭霸賽（入陣）；大賽當日外敵入侵，鳳兒為義犧牲（發威）；阿醒與龍少放下私怨，攜手共抗外敵（醒獅）。
以愛恨情長的小事件窺見山河破碎的大事件，是詩歌、小說、戲劇、話劇等各種文學體裁都常用的一種視角。舞劇本身的藝術性、可觀性與優美性不言而喻，但是對于“長于抒情”的舞劇而言，如何才能達到“巧于敘事”的效果，便成為現代舞劇面臨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想解決主演與觀眾之間的敘事隔閡，首先要學會以簡馭繁——選擇重情感勝過重情節的題材，更容易讓觀眾通過演員的舞蹈動作來理解劇情。
舞劇《醒·獅》以情感和情緒的流動來貫穿全劇，每幕開篇亮起的字幕便是一幕中的情節梗概，演員以身體語言、舞步調度、舞獅氣勢等動作演繹著情節的發展。從龍少與阿醒的矛盾、鳳兒與阿醒互生情愫、龍少與鳳兒互相關心、醒母反對阿醒習武等小打小鬧，轉向三元里村民一致對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沖突。由小家到大國的矛盾進一步升級，命運共同體的呼喚讓三元里的村民再次團結一致、共御外侮，情情愛愛、家長里短在國難當頭都不值一提。于是，一個“醒”字便深刻地反映了中華兒女面對國家與民族危在旦夕之時，而選擇覺醒與抗爭的一種民族自主性。
何為醒獅？為何醒獅？
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化藝術領域掀起一股以“睡”“醒”“獅”為核心的創作風潮，這一時期的文學、繪畫、戲劇與報刊漫畫中，如徐悲鴻的《雄獅圖》、魯迅的《吶喊》、瞿秋白的《赤都心史》等創作中，頻繁地出現雄獅從沉睡到覺醒的視覺圖像與敘事隱喻，形成一種富有張力的民族寓言——救國與救民的任務已經刻不容緩，如何喚醒國人的血性、喚醒民眾的勇氣，也是當時眾多藝術作品表達的核心所在。
有“沉睡”方能有“蘇醒”。清朝兩百多年來實施的閉關鎖國政策，讓一個強大的國家故步自封、逐漸沒落。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沉重打擊，讓國人的自我認知從“天朝上國”轉變為“東方睡獅”——曾經的民富國強已經徹底淪為歷史的硝煙，如何突圍、破局與自救便成為民族命運轉折的重中之重。舞劇《醒·獅》除了以“醒獅”為核心文化元素，還融合南拳、潮汕英歌、梅州席獅、大頭佛、飲茶文化、雞公欖等具有代表性的嶺南文化符號，讓嶺南文化的覺醒之勢與鴉片戰爭的侵略力量產生一股對抗之力。
所謂“醒獅”，不僅是作為一種精神圖騰和文化符號而應時而生，更是承載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于民族命運的深度思考與國家復興的深切寄望。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醒獅”意象的流行，既是對國家沉淪的憂慮，也是對民族覺醒、奮起救亡的呼喚，因為救國需要先行者用聲音和身形來喚醒沉睡的國民、號召抵抗的靈魂。雄獅的形象，以其雄健的力量感和覺醒的象征性，成為那個時代集體情感與精神訴求的重要載體，映射出一幅抗爭與自省并存的歷史圖景。
何為情動？如何情動？
舞劇藝術的本質是以身體的“動”，外化為內心不可見的“情”。由此對于演員的要求不僅僅是舞步嫻熟，還需要能承載情感、表達情感。面對來自全國各地選拔的剛畢業演員們和北方的主演依力凡（飾演龍少），導演決定：“先不忙編舞、排舞，而是花很長時間培訓演員，讓他們先了解嶺南文化，讓醒獅精神刻在每個演員心里，讓舞蹈從醒獅中‘生長’出來。”由此主演團隊花費兩年的時間學習南拳、蔡李佛拳等武術，進而訓練“舉獅頭旋轉跳躍”“上凳椅揮打南拳”等舞獅動作，才能奠定舞劇中扎實的舞獅基礎和身體語言，讓舞獅中的情緒表達能更加自然與融洽。
序幕中，通過群舞們歡快熱鬧的舞姿，逐漸呈現三元里長街上的雞公欖、大頭佛、涼茶鋪等全景風貌，展現出鬧中有序的市井畫卷和平凡愜意的煙火氣息。鳳兒與龍少的感情轉變，更是通過獅凳舞、詠春棍舞、扇子舞、練樁舞等舞步，演繹出兩人難以割舍、血濃于水的親情之美，演活了兄長傲骨與柔情的反差、妹妹的嬌嗔與悲痛的成長。最后，倒在血泊中的鳳兒也喚醒了村民們最后的血性與反抗意識，舞獅的鼓舞人心與救國的英勇身影重疊在一起，救國存亡的號角在東方徹底吹響。
情感是舞蹈動作產生的內在驅動力，演員不是機械地去完成一整套舞蹈動作，而是鑒于與角色共鳴的情感達到了一個峰值，不得不以身體語言的形式爆發出來。《醒·獅》中“情”與“動”本身就是渾然一體的，觀眾所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人或者一群人在跳舞，而是舞蹈本身就是那個人或者那群人。當舞獅的演員與角色融為了一體，演員的情感便能附加在各種形式的舞蹈表達中。演員的情感驅動著扮演角色的動作，角色的動作又反過來深化了觀眾的情感體驗，形成一個“演員—角色—觀眾”之間閉合的、強有力的藝術場域。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醒獅。”《醒·獅》的成功并不是簡單地將舞獅的概念融入愛國的題材中，而是在于它既超越了對舞獅民俗文化的復制，又選擇以情為引、以舞為形的方式與觀眾達成共情。在個體命運與民族史詩的雙重演奏中，讓“醒”不再是一個抽象的、無形的概念，而是可觸碰、可感受的血性與溫情。這種有溫度、有深度、有生命力的生動實踐，再次將演員、角色、觀眾三者緊緊聯結在一起，而這種藝術感染力正是傳統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核心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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